一言以蔽之，系统论宪法学有助于我们透过宪法现象的表象，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宪法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与机理，因此我们可以用卢曼的社会学术语说——系统论宪法学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宪法的社会学启蒙。

依照我国宪法第62条第5项和第63条第2项，全国人大有权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并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以及罢免上述人员的职务。根据宪法第5条，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21] 参见姬亚平：《机构改革对行政复议与诉讼的新要求》，载《人民法治》2018年Z1期。如果认为党内法规的规定更为合理，则应当及时通过法定程序将其转化为国家法律，或对现行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行政活动有三种合法化形式：功能与制度合法化、人事与组织合法化以及事务与内容合法化。【期刊名称】《法学评论》【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3 进入专题： 党政合并合署 。如果没有人事和组织方面的任免权，命令等细节调控手段很难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如果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存在矛盾之处，一般应当及时清理和修改党内法规，以确保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统一。结构耦合的概念不仅揭示了系统与环境之间渠道化的因果关系，还进一步说明了系统外部环境因素对系统的激扰或刺激，如何导致系统内部结构与运作的调整。

所谓结构耦合是指系统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两个自创生系统之间的递归的和稳定的互动关系，在此种关系中，二者之间并不互相决定，但又互相刺激，从而形成了具有共同演化意义的结构漂移现象。在转型时代讨论中国的宪法、政治与法律问题，就不能以西方20世纪经典法理学所预设的成熟法律体系为预设进行。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很难被混同，因为无论对法律系统还是政治系统而言，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上替代它。关于权力的此种理解，显然也是以具体情境中的个体的影响力，而不是从政治系统的媒介来理解权力的。

同样一个事件，其在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不同的运作脉络中，就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与面向。如果政治系统不愿意接受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试图直接介入法律系统内部进行干涉，后果将会怎么样呢？计划经济的例子，也许对理解这个问题会有启发。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因果关系的条件，是由系统自身的运作，而不是由环境预先设置的。因此，对宪法之政治属性的理解，构成了理解宪法法律属性的基础与前提。反过来说，法律系统环境中的许多非政治性和非经济性的因素，如果要引起法律系统的关注与接纳，就必须通过转道政治系统这样一条相对比较迂回的 道路：该因素往往必须先要作为政治系统的外部环境因素，刺激政治系统，先引起政治系统的共振，然后在政治系统内部制造出差异与信息，通过政治系统的调整，再进一步地通过政治系统对法律系统的刺激，引起法律系统的共振，在法律系统内部制造信息与惊讶，最终达到被法律系统接纳与调整的目标。结构耦合概念最初来源于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智利生物学家马图拉纳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生物自创生（Autopoiesis）理论时提出了该概念。

这本身就是包含在主权概念中的一个悖论。对系统论宪法学来说，政治优先论乃是法律系统为了隐藏自身合法/非法的二元化代码运作而采取的一个隐藏自身悖论的策略，而同样的策略也存在于政治系统隐藏自身主权悖论的运作中。从演化的历史看，由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演化到法治国，在18世纪出现了宪法这样一个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形式，乃是人类社会演化历史中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而由这个时刻产生的契约（最初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拟制，但在美国宪法产生后，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法律文件），就被认为是一个神圣的文本，具有根本性与至高性。

就此而言，结构耦合使得如下现象成为可能，即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对一个宪法，分别做着各自的解读。对法律系统而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也大大增加了法律的能力。

在此种制宪权/宪法文本的不对称关系中，隐含着政治/法律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即政治是法律的基础，而法律乃是政治的附庸。一方面，宪法切断了法律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直接关联，从此只有在少数例外情况下，才允许政治、历史的因素引入法律。

宪法的成熟，不过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两个共同演化之系统同时成熟的一个自然结果。卢曼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创造性地将自创生和结构耦合的概念引入社会系统理论，将其与自己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自我指涉的复杂系统理论结合起来，使得这几个概念具有跨学科意义的更高层次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系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一条就规定了政治权力不能通过直接干涉法院审判的方式来影响法律。社会类型的变化导致了大量新问题，刺激了法律规则供给数量的激增。如果我们将政治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进行观察，并采用系统分化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就能够更清晰地看到现代宪法的起源以及演变的逻辑。

因此，如何限制最高主权的恣意性，就成了近代政治的现实问题。这大大增强了法律变迁的速度与规模。

政治系统对任何法律事件的观察，都是政治观察，其所得到的信息，也不是法律信息，而是政治信息。因为对宪法的司法适用，通过司法机构对国家机关的行动进行合法性的审查，是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各自充分发育成熟之后的一个结果，却未必是两个自创生系统演变的内在动力学因素。

这需要概念与方法的创新。政治宪法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重新恢复了用政治与法律双重视角观察中国宪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在方法论层面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尝试。

法律使得权力从恣意决断变成了合法权力，一种具有象征性和普遍化功能的媒介。系统的开放性以系统的封闭性为条件。在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形成稳定的结构耦合关系之前，法律系统只能通过司法判例的积累，缓慢地对其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做出反应。此种创造性的模糊并非是宪法的缺陷与无能，而恰恰是宪法这个装置高明的地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信息理论奠基人之一格雷格里?贝特森将信息定义为制造差异的差异：当外界的刺激成功地在系统内部制造出信息，从而使得系统根据这个信息做出选择时，一个新的差异（也即新的信息）产生了。这同样是政治系统将政治系统与环境的区分，再次引入政治系统，从而在政治系统内部形成政治系统内部自我指涉与外部指涉区分的结果。

事实上，宪法的主要内容，就是设置此种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互相影响的渠道与形式。简单来说，这是通过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系统与环境的共振（resonance），随后在系统内部制造了一个信息，系统根据该信息做出内部的自我调整，对环境刺激做出回应。

传统对政治的理解，往往忽略了政治的系统性，而更专注于掌权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性质。立法者在法律的创设与变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此种关系典型地出现在宪法之中，从而导致宪法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法律性的双重属性。用政治宪法学的话来说，这就是既约束最高决断权的恣意，又能够贯彻执行决断的意志。由此可见，在系统论宪法学的视角下，宪法的根本性呈现出与政治宪法学略有不同的面貌。法律人出身的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综合社会学、生物学、神经心理学、控制论、信息论、一般系统理论、社会演化理论等20世纪40年代以来新的交叉学科研究成果，提出了社会系统理论，为我们理解宪法的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问题，提供了一套完整和科学的概念框架与工具，很有启发性。

在现代宪法理论中，立法者/主权者是一种法律建构的职位或者机构，区别于具体履行该职务的任何实体性的个人。在法律系统的所有外部环境中，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是被法律系统所包容的外部环境因素，例如，政治系统通过宪法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的关系，经济系统则通过契约和所有权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关系。

这种转换同时伴随着欧洲社会从等级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规模秩序的变迁，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社会高度复杂化。被包容的要素能够对系统产生影响，被排斥的要素就很难对系统发生直接的影响。

其三，在此基础上，系统论宪法学清晰地阐述了宪法之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平行与对等的关系，从而有效地纠正了政治宪法学过于强调宪法的政治性，将政治性看作是根本，法律性看作是宪法政治性之附带现象的认识偏差。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必须在中国全社会演化的大背景之下，共同演化。